Stanford 監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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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監獄實驗


在一個寧靜的星期天早晨…

在一個寧靜的八月星期天早晨，警車橫掃過加州的a Palo Alto市，逮捕了一群大學生。這些學生是因為牽涉暴力事件、搶劫、竊盜案而被捕。嫌犯從家中被帶走，被告知他們擁有的合法權力、雙手反綁地被押在警車上，搜身、上手銬。在同時，有許多好奇的鄰居們驚訝地圍觀。



嫌犯隨後被帶進警車後坐，驅往警察局，警笛聲一路嗡嗡大作。



警局到了。嫌犯被帶去做正式的筆錄、按捺指紋、全面的身份確認，並再次被告知他們有權保持沈默、有權請合法律師等。他們隨後被帶進一間房間，蒙上雙眼，思索接下來的命運，懷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竟會落入這場混亂。

志願者

這些嫌犯所做的，就是回應了當地報紙上的一則宣傳廣告。這則廣告徵求自願者參加監獄生活之心理效應的研究。我們想知道成為一名囚犯或是監獄警衛會有什麼心理效應。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個模擬的監獄情境，並仔細紀錄在此環境之下的行為與反應。

超過70人前來申請參與本研究。我們以診斷性會談、人格測驗來篩選受試者，以避免心理問題、生理殘缺或是犯罪前科、藥物濫用等情形。最後，我們留下24位從美國及加拿大來的大學生，他們人在Stanford，並且想要賺取受試者每天15美元的酬勞。在所有我們能測驗或觀察到的範圍內，他們的反應皆屬正常。

有了這群健康、聰明的中產階級男性，我們的監獄研究開始了。這些男孩們被隨機以擲銅板的方式分成兩組，一半被隨機分派為警衛，其他的則成為囚犯。重要的是，請記得在實驗最初，被分派為警衛或囚犯的男孩們之間，並無任何不同之處。

建立實驗

為了幫助我們模擬出更接近實際的監獄環境，我們聘請了幾位經驗豐富的顧問。當中最重要的一位曾服刑大約17年。這位顧問讓我們知道怎樣才像是個囚犯。他也在先前Stanford暑期學校中與我共同教授「監禁心理學」，並引介一些曾入獄的受刑人和相關工作人員與我們認識。

我們在Stanford心理系大樓地下室建立起我們的監獄，將通道的每個末端都封死。這段通道是「院子」。除了到走廊末端使用馬桶之外（而且囚犯得蒙眼以免知道監獄的出口），這是囚犯唯一被允許能走動、吃東西、或運動的室外空間。

為了建造單一的囚室，我們將一些實驗室的門取下，以特製的鐵條門取代，並加上囚室門號。

在長廊末端有一個小開口，使我們能夠錄影、紀錄裡面發生的事。通道另一端的囚室是一個小櫃子，也就是「禁閉洞」，或是「隔離室」。洞裡面很黑、與世隔絕，大約兩尺寬、兩尺深，不過它夠高，可以讓一個「壞囚犯」站進去。

一組互動式通話系統讓我們可以秘密地監聽和監控囚犯，得知他們在討論什麼，並對他們發送訊息廣播。裡面沒有窗戶或時鐘可以判斷時間，這導致後來出現一些時間錯亂的體驗。

有了這些特殊配備，我們的監獄已經準備好迎接它的第一批囚犯。他們正在Palo Alto Police的警局拘留室裡等著。

在輕微震驚的情況之下…

囚犯們待在警局，雙眼蒙上，身處被市警逮捕的輕微震驚中。他們被帶進警車，驅往「Stanford縣監獄」。典獄長迎接囚犯進入監獄，向他們聲明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和他們的新身份—囚犯。

承受羞辱

每個囚犯都被有系統地搜身，並且被剝個精光。隨後囚犯被噴水，這麼做是為了讓他瞭解，我們相信他是個可能帶有病菌或跳蚤的囚犯。

這項有損格調的除蟲程序是為了羞辱囚犯而設計，同時也為了確保他們不會帶任何病菌進來污染監獄。

囚犯隨後被分發到一件制服。制服的主要部分類似洋裝或罩衫，囚犯必須一直穿著，除此之外裡面沒有任何衣物。衣衫的前後兩面都標記著囚犯的號碼。每個囚犯的右腳踝上都套著一個重重的鎖鍊，一天24小時地折磨他們。他們腳穿橡膠涼鞋，頭戴女用絲襪做成的頭套。

很明顯的，我們正試著創造出一個「功能性的模擬情境」，而不是寫實的監獄情境。真正的男性受刑人不穿洋裝，但是他們的確感覺到受羞辱和軟弱無力。我們的目標是讓男性穿洋裝、裡面不穿衣服，用這樣的手法在短時間內製造出類似真實監獄的效果。事實上，有些囚犯一穿上制服後，走路和坐下的方式就開始不同了。他們的行為舉止開始像個女人一樣。

腳鍊在一般監獄中是很少出現的。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提醒他們身處多麼受限制的環境之中。即使囚犯睡著了，他們也無法脫離這種逼迫的氛圍。只要一翻身，鎖鍊就會撞擊到另一腳，把他們弄醒，提醒自己還在監獄裡，就連在夢中也無法逃離。

我們用號碼使囚犯感覺自己是無名的。每個囚犯都必須以號碼稱呼自己和和其他囚犯。

囚犯頭上的絲襪套是把他們剃光頭的替代方案。在監獄或軍隊中，剃光頭是很常見的作法，為的是將個人的獨特性減到最低，因為許多人是以頭髮的造型或長度來表達自我獨特性。這也是一則使人服從權威、遵守規則的方法。

強制執行法規

警衛們沒有接受任何特定指示，告訴他們該如何當警衛。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警衛可以自由採取任何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行動，以助於維持監獄內的秩序，取得囚犯對他們的敬畏。警衛們自己訂定管理規則；這些規則隨後在Stanford大學生David Jaffe所擔任的典獄長監督下執行。然而，他們也被警告這些行動潛在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他們是自願接下這份危險的工作。

身為一個真實的階下囚，我們的囚犯預料自己會承受某些欺凌羞辱。在監獄裡，他們的隱私和一些公民權可能會受到威脅，只能得到最卑微的餐食—這些都是他們簽下受試者告知同意書時自願接受的。

所有的警衛都穿著統一的卡其制服，脖子上隨身掛著哨子，並戴著跟警察借來的警帽。警衛們也戴著特製的太陽眼鏡，這點子是我從”Cool Hand Luke”這部電影借來的。反光鏡面的太陽眼鏡使人無法看見他們的眼睛，也無法讀取他們的情緒，這樣有助於提升警衛的匿名性。當然，我們不只想研究囚犯，我們也想瞭解警衛的心理；他們正處在全新的角色中，發現自己有權又有力。

一開始，我們的監獄中有9個警衛、9個囚犯。警衛一次三人輪班，一天三班，每班八小時；同時，囚犯是一天24小時都待在三間囚室裡。除了這18人，剩餘的警衛和囚犯被告知等候，需要時會打電話請他們來。囚室非常的小，只能放下三張小小的帆布床讓囚犯坐、臥，其餘空間便所剩無幾。

宣示強權

凌晨兩點三十分，囚犯被刺耳的哨音從睡夢中粗魯的喚醒，就此開始了日後多次實施的「報數」。報數的目的是熟悉每個囚犯的號碼（之後在每個警衛班次都多次執行報數，並且大多在晚上）。但更重要的是，這些例行任務使警衛有機會操練他們對囚犯的控制。一開始，囚犯還沒完全投入他們的角色，也不把報數當一回事；他們仍在試著堅持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警衛們也一樣，仍在探索自己的新角色，他們還不確定該如何對囚犯堅示他們的權威。這是一連串警衛與囚犯正面對質的開端。

如果有人膽敢不守規則或是對警衛態度不敬，扶地挺身是經常被使用的體罰。當我們看到警衛要求囚犯扶地挺身時，一開始我們不覺得這對囚犯會合適，反而是種不成熟又微不足道的處罰方式。然而，我們後來發現扶地挺身經常在納粹集中營被用來執行處罰。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警衛也踩在扶地挺身的囚犯背上，或是命令其他囚犯坐或踩他們正在扶地挺身的同伴，就和描繪納粹暴行的圖畫中一樣。

堅持獨立自主

由於第一天一切相安無事，我們對第二天早晨爆發的叛亂感到驚訝並且毫無準備。囚犯拿掉他們的絲襪頭套，撕下他們的號碼牌，用床擋在囚室門口，把自己關在裡面。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麼處理這次的反叛？警衛們非常生氣且受挫，因為囚犯開始嘲笑他們，對他們惡言相向。當早班警衛來到監獄時，他們對夜班警衛感到非常失望，認為他們一定是太仁慈了。警衛必須想辦法自行解決這次反叛行動。而他們之後所做的一切，令觀察人員感到非常的有趣。

一開始，警衛們堅持召集援軍來幫忙。其他三位在家中待班的警衛被叫回來，而夜班警衛則是自願留下來支援早班。警衛們開會商討，並決定以硬碰硬。

他們拿來一個滅火器，噴出冰冷、令人打顫的的液態二氧化碳，強迫囚犯遠離門口。（滅火器是Stanford人道研究委員會要求我們放的，以免發生火災。）

警衛闖入每間囚室，把囚犯全身剝光，拿走他們的床，並強迫發動反叛的首領進入禁閉隔離室；他們開始羞辱和威嚇囚犯。

特殊待遇

叛亂已被暫時瓦解，不過現在警衛得面對新的問題。沒錯，9個警衛是可以壓下9個囚犯的叛亂，但你總不能無時無刻都讓9個警衛值勤。很明顯的，我們的研究經費無法負擔這麼密集的人事動員。所以警衛們該怎麼辦呢？其中一個警衛想到了方法：「我們用心理戰術來取代生理戰術。」眾多心理戰術隨後集結為設立一間「特權室」。

在三間囚室中，有一間被設計成「特權室」。最少涉及反叛的三個囚犯被賦予特殊待遇。他們拿回自己的制服、床，並且允許他們盥洗和刷牙。其他囚犯可就沒這麼好命了。特權囚犯還可以吃到特別的食物，其他囚犯則是暫時失去了吃東西的權力。特權效應使得囚犯間的團結合一被擊潰了。

經過半天這樣的安排後，警衛將一些「好囚犯」帶到「壞囚室」中，把一些「壞囚犯」換到特權室，完全地把囚犯給搞迷糊了。那些發起叛變的囚犯認為，從特權室出來的囚犯一定是告密的線民；突然之間，囚犯開始彼此不信任對方了。我們曾經服過刑的顧問稍後也告訴我們，在真實監獄中的警衛為了打破囚犯聯盟，採取的策略和這些行為很類似。例如，種族主義被利用來使黑人、墨西哥裔、白人彼此對立。事實上，在真實監獄中，最大的生命威脅是來自於周遭同為囚犯的同伴。藉這樣的手段分化而征服，警衛提升了在監獄中的掌控，將主權轉回自己身上。

囚犯叛變也是使警衛間更加團結的重要因素。現在，突然間，這不再只是個實驗，也不再只是個模擬情境了。警衛現在視囚犯為帶來威脅的麻煩鬼，而且真的可能對他們造成傷害。為了對付這項威脅，警衛開始逐步增加他們對囚犯的監控和攻擊行為。

囚犯所有的行為都在警衛專制的掌控之下。就連去使用馬桶都變成了特權，警衛可以隨他高興給或不給。事實上，當晚上10點的「熄燈時間」過後，囚犯常被迫在囚室裡的便斗解便。由於警衛有時候不准他們清理便斗，監獄內很快便充滿了屎尿的臭味，使整個環境變得更糟了。

警衛對發起叛變的首領--囚犯＃5401特別嚴苛。＃5401是個煙癮很重的人，於是他們就以限制抽煙來控制他。我們在之後檢查囚犯通信時發現，原來他是個自我派的激進份子。他自願參加實驗以潛入我們的研究，因為他誤以為可藉由本研究控制學生激進份子。事實上，他還打算在實驗結束後將整件故事賣給某地下報社呢！儘管如此，就連這樣的他也完全投入在身為囚犯的角色中。在他寫給女友的信中顯示，他因為被選為Stanford縣監獄中的首領而感到非常驕傲。

第一個被釋放的囚犯

實驗進行不到36小時，囚犯#8612開始情緒崩潰、暴怒、解構思考，並且無法抑制地哭泣。不過，我們早已想到囚犯在監獄中會來這招。他是在愚弄我們好釋放他出去。

當我們曾服刑的顧問和#8612見面時，責備他怎麼搞的，竟然這麼沒用，並告訴他如果現在是在San Quentin監獄服刑，警衛會怎麼對待他。#8612現在有一個選擇：以擔任線民的工作來交換不再被警衛欺負。我們要他好好考慮一下。

在下一次報數時，#8612告訴其他囚犯：「你們無法離開這裡的。你們不能退出。」這項訊息讓囚犯們毛骨悚然，他們真的覺得自己被監禁了。#8612隨後的行為漸趨瘋狂，他尖叫、咒罵、無法控制地狂怒不止。過了一會兒，我們開始相信他現在真的很痛苦，我們必須釋放他。

家長和親友來訪

隔天，我們舉行了一小時的親友訪談會。我們擔心要是家長們看到監獄現在這副德性，他們可能會堅持把孩子帶回家。為了避免這種情形，我們整理了一下，使監獄看起來比較舒適、平易近人。藉此我們操控了情境，也操控了訪客。我們洗刷環境，打蠟，清理囚室，把囚犯們打扮整潔，餵他們吃了一頓好料，並在監獄中播放音樂。我們還請來了美麗迷人的前Stanford 啦啦隊長—Susie Phillips在訪客登記處當接待小姐。

訪客陸續前來，他們對這看似新奇有趣的監獄經驗感到很有意思。我們有系統地把訪客的行為帶進情境控制之下。他們必須登記來訪，被要求等待半小時。一位囚犯只能有兩個訪客，探訪時間以10分鐘為限，並且要在警衛的監督之下進行。在家長得以進入探訪區之前，他們也討論過兒子遭受的待遇。當然，他們對這樣專制的規則有所不滿；但很明顯的，他們順從這些規則。這些家長們無可避免的也成為這齣戲的一部份，扮演良好的中產階級成年人。

有些家長看到兒子變得又瘦又沮喪而很難過。但他們的反應是私下要求管理員讓他們孩子的環境好一點。當一位母親對我說，她兒子從來沒有看起來這麼糟過時，我則是將對環境的責難轉到她兒子身上。我說：「你的兒子有什麼問題嗎？他是不是睡得不好？」我轉向父親詢問：「你難道不覺得你兒子可以搞定這個嗎？」

他有點生氣的說：「他當然可以！他可是個強壯的男子漢，是個領導者。」他轉向妻子說：「來吧，親愛的，我們已經在這裡浪費夠多時間了。」並對我說：「下次探訪見。」

集體越獄計畫

我們接著要面對一個大問題，謠傳有個集體的越獄計畫正秘密進行中。有個警衛偷聽到囚犯談論逃離的事情，就在探訪時間過後馬上進行。謠言是這樣的：前一晚被釋放的#8612要帶一夥人闖進來，釋放這些囚犯。

你覺得我們對此謠傳會如何反應？你覺得我們會記錄下謠言傳播的過程，並準備觀察這次逃獄行動嗎？當然，那是我們應該做的，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像是一群實驗社會心理學家的話。不過，我們是以監獄的安全為考量原則。我們所做的，是和警察、典獄長、警官商討，設計了一連串的策略來瓦解這次越獄行動。

經過開會商討，我們決定派一位線民(同盟者)到#8612之前待的囚室中。線民的工作是告訴我們越獄計畫的相關訊息。隨後我回到Palo Alto警局，詢問我們能否將囚犯轉到他們的舊監獄裡。

我的要求遭到拒絕，因為我們的囚犯如果進入他們的監獄，將使警局的保險無法生效。我非常生氣的離開，因為不能取得協助而十分反感。(我現在可是完全投入在自己的角色裡了)

隨後我們擬定了第二計畫。訪客離去後，我們要拆散監獄，傳回更多警衛，將囚犯鎖在一起，用袋子套住他們的頭。我們要將他們遣送到五樓的儲藏室，直到整件事結束為止。當那群暴徒衝進來的時候，我會一個人坐在那兒，告訴他們實驗已經結束，他們的朋友都已經被送回家，這裡沒人讓他們救了。等他們走了以後，我們會將囚犯們帶回來，並加強監獄的安全防備。我們甚至還想過用一些藉口誘騙#8612回來，然後再釋放他，因為他當初是裝出那些藉口讓我們釋放他的。

一位訪客

我一個人坐在那邊，焦慮不安地等待那群暴民衝進來。結果，沒有暴民。進來的是Gordon Bower，我的同事和Yale大學研究所時代的室友。他聽說了我們的實驗，所以過來看看進行得怎麼樣了。我簡短地和他描述了實驗情況，Gordon問我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那麼，這項研究的獨變項是什麼？」

令我自己驚訝的是，我對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氣。有人要來劫獄，監獄面臨的情況岌岌可危，我的工作人員和整個環境都存亡攸關。而這時候，我竟然必須和眼前這位慈悲為懷、自由博愛、學術至上的傢伙討論什麼是獨變項！不一會兒我就瞭解到，在那一刻，我已經深深地投入了我的角色。我已經不再是個做研究的心理學家，而是以一個監獄的管理員來思考行事。

報復他們

謠言最終只是個謠言。它一直沒有被付諸實現。想像一下我們的反應吧！我們已經花了一整天計畫要怎麼瓦解逃獄行動。我們求警察幫我們遷移囚犯，幾乎拆散了整個監獄—我們那天甚至沒有收集任何數據。我們會怎麼反應？一切都是白費功夫，付出和所得不一致，我們理所當然的感到挫敗。有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警衛們再次明顯地加重了欺侮囚犯的程度。他們更嚴重地羞辱囚犯，強迫囚犯重複做許多低賤的工作，例如不戴手套清理馬桶。警衛要求囚犯做扶地挺身，或是任何他們可以想到的酷刑。他們也加長了每次報數的時間，每次數小時。

強化虛擬程度

研究進行到這裡，我請來一位曾在監獄服務的天主教神父，評估我們監獄的真實性。答案是虛擬的非常真實。神父和每位囚犯單獨面談，我非常驚訝的看見一半以上的囚犯都以號碼自稱，而不是他們的名字。簡短聊聊之後，神父問：「孩子，你現在要怎麼離開這裡？」囚犯們一片茫然。神父解釋道，離開監獄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一個合法的律師幫忙。如果他們想要的話，神父自願和他們的父母聯繫，以取得合法的協助。有些囚犯接受了他的提議。

神父的來訪使得現實與角色扮演之間的界線更加模糊了。他平時是一位真正的神父，不過他已經懂得該如何扮演一位「刻板印象」中的神父，以特定的方式說話，雙手交疊。他看起來更像是電影裡會出現的神父。什麼時候角色扮演才會結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重回原本的自己？神父的來訪使得我們對此感到更無法確定了。

#819囚犯

唯一一位不想和神父講話的囚犯是#819。他覺得很不舒服，拒絕吃東西，並且比較想見醫生而不是神父。最後他被說服離開自己的囚室，和神父與管理員說話，好讓我們知道他需要哪一科醫生。在談話過程中，他開始歇斯底里地大哭，就像我們之前釋放的男孩子一樣。我把他的腳鍊解開，頭套拿掉，叫他到一間房間裡休息。我告訴他等一下會拿些吃的來，並且帶他去看醫生。

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有一個警衛將其他囚犯排成一列，命令他們大聲唱道：「長官，#819是個壞囚犯。因為#819，我的囚室一團亂。」他們大概這樣大叫了十幾次。

當我一瞭解到#819可以聽到這些聲音時，我衝回房間，發現#819正無法控制地啜泣，而他的囚犯同胞在大吼說他是個壞囚犯。這些口令已經不像第一天一樣，只是鬆散地玩玩而已了；現在這些語句中表現出完全的遵從和團結，彷彿有一句話在說：「#819很壞。」

我提議離開，但是他拒絕了。#819聲淚俱下地說他不能走，因為其他人已經給他貼上「壞囚犯」的標籤了。雖然他很不舒服，他還是想要回去，並證明他不是一個壞囚犯。

此時，我對他說：「聽著，你不是#819，你是***（他的本名），而我的名字是Zimbardo博士。我是一個心理學家，不是監獄的管理員，這也不是真的監獄。這只是個實驗，那些人只是學生，跟你一樣。現在走吧。」

他停止哭泣，像個惡夢初醒的小孩一樣抬頭看著我，並回答我說：「好吧。走吧。」

假釋公佈欄

隔天，所有料想自己有可能被假釋的囚犯都被鎖在一起，並將他們單獨帶到假釋公佈欄前面。這個公佈欄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囚犯不認識的，例如系上的秘書或研究生。當中的第一位是我們曾服刑過的顧問。

在假釋公聽會中，發生了幾項值得注意的事件。第一，當我們問囚犯願不願意放棄金錢酬勞來換取假釋時，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之後，我們結束公聽會，叫他們回到自己的囚室中，我們要考慮一下這項要求。每個囚犯都乖乖順從，雖然他們只需要終止參與實驗就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他們為什麼要順從？因為他們感到無力反抗。他們對現實的覺知已經轉換；他們不再覺得自己被關是個實驗了。在我們建立的這個精神監獄中，只有相關的工作人員有權力賦予假釋。

在公聽會中，我們在曾服刑的顧問身上也目睹了一項始料未及的改變。在他扮演了假釋官的角色後，他實際上變成了最被痛恨的、代表官方權威的人。他甚至在整件事結束後對自己的角色感到噁心。因爲，當他還是囚犯時，他的假釋要求就是被假釋官拒絕了長達16年之久。

警衛的類型

實驗進行到第五天，一種新的關係已經在囚犯和警衛之間浮現。警衛們現在對這項有時無聊、有時有趣的工作顯得得心應手。

警衛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嚴厲但是公正的警衛，遵守監獄中的規則。第二類是所謂的「好人」，會對囚犯們施以小惠，並且從來不處罰他們。最後，第三類警衛是殘忍、專制型，他們對研發新的折磨方法樂此不疲。這類警衛完全享受在自己的權力當中；然而，先前沒有任何人格測驗能預知這種行為。唯一一項人格與監獄行為相關連的發現是，在權威指數得分高的囚犯，對監獄中的權威環境忍受度會比其他人更高。

John Wayne

囚犯們甚至將最蠻橫殘忍的警衛取名為「John Wayne」。我們之後發現，納粹中最殘暴無人性的警衛被取名為「Tom Mix」，也就是更早期的「John Wayne」，因為他虐待這些獄民的行事作風像是狂野的西部牛仔一樣。

我們的「John Wayne」是怎麼變成這樣的警衛？他和其他人是如何從現實中轉換到這樣的角色裡？為什麼一個聰明、心智健全的「正常」男性會如此迅速地變成魔鬼代言人？這些問題是我們被迫要問的。

囚犯的因應之道

囚犯們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挫敗和無力感。一開始，有些囚犯試圖反抗，和警衛扭打。四個囚犯以情緒崩潰逃離了這個環境。一個囚犯在聽到假釋被駁回後，出現了全身性的身心症狀。其他人試著以當個好囚犯來因應，他們做任何警衛要求的事。當中有一個甚至被暱稱為「中士」，因為他執行每個命令時簡直就像在軍隊中一樣。

在研究的尾聲，囚犯不管是團體或個體都已經分崩離析。他們不再是一個團體，只是一群孤立的個體處在一起，看起來比較像戰俘或是精神病院的病患。警衛已經贏得了對監獄完全的控制，他們要求每個囚犯對他們完全而盲目的服從。

最後的反抗行動

我們是見到了最後一次的反抗行動。#416是最新加入的候補囚犯。與其他囚犯不同的是，他沒有經歷那越來越恐怖的侮辱過程。當他到達監獄時，就恐慌得一發不可收拾。監獄裡的「老鳥」們告訴他這是真的監獄，要退出是不可能的。

囚犯#416打算以絕食來強迫我們釋放他。經過幾次嘗試後，警衛仍然無法使#416吃東西，於是他們將#416抓到禁閉室裡關了三個小時，雖然一開始的規則是以一小時為限。然而，#416還是不吃東西。

在這時候，#416應該已經成為囚犯中的英雄了。但事實上，其他人視他為麻煩製造者。警衛的頭頭利用這現象，給了囚犯一個選擇。他們可以讓#416從禁閉室出來，但是其他囚犯必須放棄自己的便斗，否則#416就得要整晚待在禁閉室裡。

你想他們會怎麼選擇？大部分都選擇留下自己的便斗，讓他們的囚犯同胞整晚留在禁閉室裡受苦。（我們稍後介入，將#416帶回他自己的囚室。）

實驗的結束

在第五天晚上，有一些來訪的父母問我要如何聯絡律師，好將他們的兒子從監獄中弄出來。他們說有個神父打電話給他們，說如果他們想保自己的兒子出去，應該找個律師或公共辯護人。我應要求打電話找了個律師，請他到監獄裡和囚犯們談一些標準的法律問題。即便如此，這位律師也知道這只是個實驗。

這時候，很明顯的，我們必須要終止研究了。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影響力極為龐大的情境。囚犯在裡面畏怕退縮，行為舉止如同病態；而警衛的行為則變得毫無人性。即使是那些「好人」警衛也感到無力介入，而且沒有任何警衛在研究過程中退出。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警衛在值班時遲到、生病、早退，或是要求加班的費用。

我因為兩個理由提早結束了這個研究。第一，我們從錄影中得知，有些警衛以為實驗在半夜暫停，沒有人觀察，他們加重了對囚犯的虐待。無聊驅使他們對囚犯做出更加慘無人道、不堪入目的行為。

第二，Christina Maslach，這位Stanford的Ph.D前來與警衛和囚犯會談；當她看到囚犯被強迫清理馬桶、頭被袋子套住、腳被鎖鍊纏在一起時，表達非常強烈的反對。她非常憤怒的說：「你對這些男孩子們做的事真是太糟糕了！」在50個以上曾參與、目睹這項監獄實驗的人當中，她是唯一一個對道德發出質疑的人。當她斷然地對抗這個情境的力量，我發現，這個研究應該要結束了。

就這樣，只過了六天，我們預定為兩週的監獄模擬即宣告終止。

在最後一天，我們舉行了一連串的團體。先和所有警衛，再和所有的囚犯（包括先前被釋放的那些），最後和所有的警衛、囚犯、工作人員一起。我們這麼做是要公開得知每個人的感受，說出我們在自己和每個人身上所觀察到的，並分享自己的經驗；我們對他人在過程中的經歷都是一無所知。

我們也試著藉由討論當時情境與行為的衝突，使它成為了一段道德再教育時間。例如，我們會回顧那時還有哪些道德上的替代選擇，當我們未來遇到現實生活的情境時，我們就會做出比較符合倫理道德的表現，並且避開、反對那些可能將正常人轉換成慾望奴隸或魔鬼俘虜的情境。

研究結束兩個月之後，我們曾被關在禁閉室裡好幾個小時的#416給了我們一些回應：

「我（參與研究時）開始感到在原本的自我裡迷失了，那個我稱之為『身體』的人，把我帶到這地方的人，那個自願進入監獄裡的自我—因為那對我來說就是個監獄，現在對我來說還是個監獄。我並沒有因為是心理學家在管理而覺得它只是模擬實驗。我開始感到，當初那個決定進入監獄的自我已經離我越來越遠，直到遠得與我毫無關連。我是#416，我真的就是我的號碼。」

將#416的反應和以下這封信比較：這是一位囚犯在Ohio州立監獄的禁閉室中出來後寫給我的信。他在禁閉室中的時間長的毫無人性可言。

「我最近剛從禁閉室中被釋放，我已經在裡面被關了三年一個月。禁聲制強加在我的身上，我就算對隔壁間的人吹口哨，就會招來警衛的一陣毒打，被踹、灑辣椒粉，或是被全身脫光丟到一間空房間，沒有床、沒有禦寒衣物、盥洗設備，甚至連馬桶都沒有…我知道偷東西必須被處罰；即使我是個小偷，我也不認為偷東西是對的。但我想我出獄以後不會再當小偷了。不，我並沒有要改邪歸正。只是我已經不再想著要偷東西或變得有錢，我現在想的是殺人—我要殺了那些把我當狗一樣打的人。我以自己的靈魂和自由之名祈禱，使我能夠克服這些每天吞噬我靈魂的苦澀和仇恨。但我知道這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1971年八月20日，研究終止

我們的研究在1971年八月20日終止。隔天，在San Quentin發生了一場試圖越獄的行動。一個囚犯中的大哥George Jackson挾藏槍枝入獄，釋放了一間大型拘留所中的囚犯，數民警衛和線民在過程中被虐殺，最後整起行動因為首領被槍殺而告終止。他當時正要攀上高達30呎的監獄圍牆。

不到一個月，New York的Attica監獄又發生了暴動事件。囚犯綁架警衛，要求基本的人權對待。經過幾個禮拜的斡旋協商，當時的紐約州長Nelson Rockefeller要求國家警力以武力攻堅。許多警衛和囚犯因為這項不智的決定而傷亡。

在Attica監獄事件中，囚犯的主要訴求之一，便是要像個人一樣被對待。經過六天的模擬與觀察，我們可以瞭解到監獄是如何非人性地對待他們，把他們變成了非生物體，灌輸他們無望感。對於警衛，我們則瞭解到平凡人是怎樣隨時準備從溫和的人轉變為恐怖瘋狂的人。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改變現有的制度以提升人類的權力與價值，而不是毀滅它們。不幸的是，在本實驗結束的幾十年間，美國的監獄環境和相關措施都更加嚴懲而具破壞性。這樣的敗壞是政治化所導致的結果。政客爭相競取誰才是最佳的打擊罪犯者，逮捕和判決中帶著種族主義，非裔和西班牙裔的議題被炒作白熱化。媒體也脫離不了關係；即使統計數據顯示暴力犯罪已經減緩，他們仍使得大眾對暴力的恐懼不斷攀升。

今天，美國監獄中的囚數從沒這麼多過。根據某司法部門的調查，過去10年間曾入獄的美國人數已經超過了先前的兩倍，在2005年時有超過兩百萬的人被關在監獄裡。